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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蔡华俭课题组赴海南参加社会心理学年会收获满满

2020年12月11~13日,中科院心理所蔡华俭课题组师生共赴海南海口,参加了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2020年学术年会,并于12月12日下午进行了「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迁」专题论坛报告和相关主题的口头报告。蔡华俭课题组的岗位博士后(杨紫嫣)、已毕业博士(刘云芝、黄梓航、王娱琦)、在读博士生(陈鋆、杨盈、包寒吴霜)、在读硕士生(朱慧珺、张明杨、周婉、苏展)共11位成员出席了会议,不仅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纷呈的学术报告,而且与会场听众进行了非常充分的沟通交流,也在椰城海口欣赏到了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城市文化,课题组每个人都收获满满。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迁」

专题论坛

该专题论坛由本次学术年会的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人格与社会心理研究中心主任蔡华俭研究员召集,共吸引了50余名听众前来会场参与交流。

会议现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前,我国已经步入了新时代,社会发展也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挑战。在新形势下,中国人有哪些新的心理与行为特征?本专题论坛通过8项研究探讨了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规律:上半场的4项研究从宏观角度考察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变化以及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下半场的4项研究则从具体领域分别考察了中国人的名字独特性、理想情绪、性别角色、自然联结感的变化。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既可以在理论上加深对文化变迁及其心理效应的理解,也可以在实践中对经济建设、社会治理、国民幸福感提升等方面产生重要指导意义。

杨紫嫣报告现场

首先,杨紫嫣报告了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提升国民幸福感的系列研究。幸福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都非常关注的议题。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人的幸福感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研究通过一项元分析和一项基于全球代表性样本的综合分析考察了中国人幸福感的变化及驱动因素。结果发现,中国人的幸福感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有所下降,但是从21世纪初至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有效预测中国人幸福感的提升。这些结果表明,在新的世纪,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人的幸福指数也在不断攀升。该研究启示我们,不仅要牢记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也应当将国民幸福感视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黄梓航报告现场

紧接着,黄梓航通过两项研究为大家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变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考察了中国人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水平的变化以及社会生态因素对其的解释。两项研究分别以具有文化心理意义的多种社会指标(如离婚率、独居率、平均家庭规模)和《人民日报》1946至2014年间的文本关键词词频为分析对象,一致发现: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个体主义水平上升、集体主义水平下降,并且这种变化趋势与经济发展和传染病指标最为相关。

周婉报告现场

随后,周婉的报告特别关注了疫情时期中国人的信任与合作,并对行为免疫系统(BIS)理论进行了新的检验。研究收集了疫情爆发期间(2020年2月中上旬)中国31个大陆省份的25882份问卷调查数据,然后进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发现:首先,个体水平的结果极大支持了BIS理论的假设,即人们希望避免染病的动机会削弱对外群体的信任与合作,而提升对内群体的信任与合作。其次,群体水平的结果没有发现各省新冠疫情的严重程度(染病比例)能够预测受访者群体针对不同对象的信任与合作水平。最后,跨水平的结果发现疫情严重程度、现代化程度和居住流动性三个社会生态变量能够调节避免染病的动机与信任/合作倾向之间的关系。上述结果说明,BIS理论既有其合理之处,也存在边界条件,不可不加批判地应用。今后的研究应加大从人–环境交互以及微观–宏观环境交互的视角构建更具有解释力的流行病社会心理理论。

包寒吴霜报告现场

在下半场,包寒吴霜首先报告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中国人名字独特性的上升及其机制。研究1基于200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发现中国人名字的独特性从1930到2005年(尤其是1978年以后)存在上升趋势,中国人名字的长度则先从60年代开始下降、后从90年代开始上升。研究2基于新生儿父母的起名需求文本数据,发现出生年代越晚的父母在起名字时越多强调名字的独特性、越少强调传统的"八字五行"等玄学因素。研究3通过跨代调查,发现个体独特性需要的上升可以解释起名独特性的上升。研究4通过启动实验,进一步发现启动现代中国可以提升改革开放前一代人的起名独特性,而改革开放后一代人不受时代启动的影响。四项研究不仅证实了中国人独特性上升的现象,而且揭示了中国文化变迁的可能机制,在实践层面对姓名与起名"从主观到客观、从玄学到科学"的观念变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张明杨报告现场

然后,张明杨的报告通过三项研究考察了中国人理想情绪的变迁。理想情绪(ideal affect)是人们理想中想体验的情绪,与文化密切相关,类似于目标和规范,对实际情绪具有动力性和约束性作用。根据情绪二维模型,理想情绪可分为八种类型,分别为高唤醒积极情绪、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情绪、低唤醒消极情绪、消极情绪、高唤醒消极情绪、高唤醒情绪。理想情绪的文化差异性(如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主要表现在对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上。研究在文化变迁背景下,采用回溯、跨代、横断历史重构法分别进行了三项子研究。结果发现:总体上,中国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和低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呈现出上升趋势;城市化、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都正向预测中国人对高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和低唤醒积极情绪的偏好,而人均GDP对高唤醒积极情绪偏好和低唤醒积极情绪偏好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朱慧珺报告现场

之后,朱慧珺的报告也通过多种方法探究了中国人性别角色的变迁。性别角色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对与自己性别相应的行为规范学习而塑造出的部分社会自我。四项子研究分别通过横断历史元分析、复现等方法,对中国人性别角色的变化趋势及成因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在性别角色分布上,传统的单性化(男性化、女性化)减少,而双性化增加(研究1、2);不论男女,大学生的女子气得分均显著高于男子气,且女子气发展呈下降趋势(研究2);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的女子气减少、男子气增加,而男性的女子气增加(研究2、3、4)。总之,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在扮演更加多元的性别角色。该研究在理论上对现代化理论等的适用性进行了验证,在实践上对于推动改变传统观念、发掘个体潜能等具有指导意义。

杨盈报告现场

 

最后,杨盈为大家呈现了中国人自然联结感的变迁。自然联结感指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可以正向预测幸福感、环保等积极心理与行为。研究1分析了人民日报1978-2014年间的词汇使用频率,结果发现,与自然相关的词汇使用频率呈现下降趋势。研究2、3、4通过让被试评估不同年代中国人的自然联结感,发现从1970到2010这五个十年中,人们的自然联结感得分也显著下降;而且,大学生被试祖父母辈的自然联结感得分最高,其父母辈得分次之,其自身这一辈得分最低。总体来看,中国人头脑内、外的自然联结感都呈现下降趋势,重启人与自然的联结势在必行。

 

分会场口头报告

 

除「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迁」专题论坛报告外,课题组另外两位成员也在「自我心理」分论坛上进行了精彩的报告。

陈鋆报告现场

 

其中,陈鋆通过一项眼动研究为大家揭示了自我肯定在应对死亡威胁中的新功能。自我肯定是一种积极有效的威胁应对方法,它是指人们在面对威胁时,通过肯定与威胁信息无关的其他领域来维持自身的价值从而更好地应对威胁。如今新冠肺炎肆虐,人们普遍体验到了更强烈的死亡威胁,那么,自我肯定如何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这种威胁呢?研究通过眼动技术探究自我肯定对死亡威胁注意加工过程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自我肯定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对死亡威胁的注意警惕,缓解人们对死亡威胁的注意偏向。我们认为,这种对死亡威胁注意警惕的降低和缓解很可能是自我肯定发挥威胁应对功能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刘云芝报告现场

 

另外,刘云芝介绍了未来自我连续性对生命意义的影响。从大学生的"空心病"出发,引出生命意义对新时代青年学生、教师乃至每个生命体的重要性;在深入剖析时间对生命意义影响的基础上,提出研究未来自我连续性与生命意义的关系的重要性。通过未来自我连续性与生命意义的追踪研究和干预研究,发现未来自我连续性高的大学生有更大的概率获得更高的生命意义,更愿意寻求意义。

 

报告结束后,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的许燕教授高度赞赏了蔡华俭课题组的研究团队以及上述研究报告。许燕教授指出,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迁是一个社会意义重大、理论意义深远的研究主题,蔡华俭研究团队从多个不同的视角和领域,对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及其心理效应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探究,关注的都是非常有趣、非常接地气、同时又很有学术价值的研究问题,不仅在理论层面具有重要贡献,而且在实践层面可能对经济建设、社会治理、国民幸福感提升等方面产生重要指导意义。

部分参会成员与吴胜涛老师(左三)、许燕老师(左四)合影

近年来,蔡华俭课题组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支持下,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人社会变迁的心理与行为。未来,课题组还将进一步拓展相关研究,并努力进行研究成果转化,使社会变迁研究的重要结论为人民生活质量提升和国家经济建设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建议。